纳税大户鸿茅药酒打了个喷嚏 鸿茅镇会怎样？
我来到鸿毛镇。这是一个大多数人眼中的县城，小乡镇一般的存在。两旁的街道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店招牌，几辆小轿车呼啸而过，偶尔有一辆拉着蒙古羊的围栏小货车“哒哒哒”驶过，小羊眼睛巴巴地贴着栏杆，留下一串拉长的“咩——咩”声。
透过门面房间隔的小巷子，会看到一排排泥土房或红砖瓦房，家家带院子，像军队的棉被一样四平八整。再往尽头，便是起伏不定的小山丘，平缓得如同女人的曲线，虽然远望土黄一片，但在四月风的催生下，山坡上已探出了尖尖绿芽。
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县鸿茅镇，小城不大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南北两里路，东西两里路，电动车十几分钟就能穿城。最东边是当地首屈一指的酒店，最西边是鸿茅药酒的生产基地。大门口红色瓷砖上镶着“鸿茅”二字，边上的灰色大楼里有一座两人高的机器在转动，飘出酒糟的刺激味。绕围墙走一圈大概20分钟，可以看到墙外东面17层的宿舍楼，粉着浅红与浅黄的外墙，这在周围6层楼以下的泥土房、红砖瓦房中显得格外亮眼。
自从跨省抓医生的事情发生后，这些天，这突然出现了一群陌生来客，人们对这个小镇表现出好奇。但周围的小生意主们显得十分淡漠。我进入旁边的一家小餐馆，老板娘李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眼，浅灰卫衣和水洗牛仔裤，搭着尴尬的黑色运动鞋和双肩包。“他们（鸿茅员工）前几天就放假了，你现在找不到人哦。”她笑着对我说，眼角的鱼尾纹也飞舞起来，刹那间迅速收紧面庞，重归严肃。
我们的聊天吵醒了里屋睡觉的李梅儿子李格，他剃着短寸，精神气足，刚从新疆请假回家。李格坐在板凳上和妈妈笑着说话，偶尔对我板起脸用普通话翻译妈妈的方言。过了一会，一个鼓着大肚腩的街坊大姐过来了，睁着小圆眼睛盯了我三秒钟，转过头来用方言和李梅打趣，李梅拿起西蓝花大小的咸菜梗埋到塑料桶里，迟疑了一会哈哈大笑起来。
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，就走出门继续闲逛。下午一两点太阳开得正艳，大街上少有人，小店门口也没有叫卖，小城是草原上一只文静的小鸟。到了三四点，背阴面的房屋终于拉升一条长长的影子，热闹起来了。带蓝色解放帽的老头，穿得五颜六色挂着珍珠链的少妇，皱纹纵横的老太太，三三两两坐在门前的阶梯上，干坐着唠嗑。更多时候，他们盯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挪半圈脑袋目送人一程，再在背后交头接耳。仿佛透明人般走着，我看到了钱木然。
钱木然坐在一个电焊店门口，店面白墙上抹着铁锈和泥灰，里屋摆着沾满黑色污渍的小零件，一个工人在蹲在地上焊接一个三角形的屋顶架子，不时传来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。钱木然叫人印象深刻，不同于旁边伙计的大老粗模样，他看着斯文而讲究。斑白的头发半指长，灰色夹克里套着浅红条纹的衬衫，黑长裤下蹬一双褐色皮鞋，腰背笔挺，干净清爽，一副书生气。后来伙计告诉我，钱木然在几百米处的十字路口至少有四间门面房，都租出去了。
钱木然是鸿茅药酒的早期员工。1986年，18岁的他当了一名制酒工人，月工资36元，当时酒厂还是国营小厂，好歹拿了铁饭碗。“效益好的时候，我们一天10个班，一个班烧1吨酒，两天货车就来拉一趟，月工资也涨到了200多块。”钱木然回忆过往笑嘻嘻地说，一边和旁边老伙计努着嘴点头。
这得益于鸿茅药酒的销售权转让。1995年，鸿茅药酒与内蒙古金火公司签订全国总经销协议，金火老板杜海军在保健品营销界颇有手腕，使出两大营销杀手锏——电视专题片和免费义诊。在人们健康意识初现的年代，一个个保健品神话脱壳而出。据报道，鸿茅药酒的年销售额也一度攀升到10亿元，抢购人群甚至挤破药店柜台。然而，钱木然还没尝到几年甜头，就下岗了。在国企改革大背景下，鸿茅药酒的股权结构再次调整，2001年被上市公司金宇集团以77.1%股份入主。
“当时总共200多人就裁了一半，给了2万块补偿。一句话不说就让你走。”旁边的电焊溅起细落的火花和黑渣滓，风吹起一片带焦味的尘土，他一手护着脸，垂丧着眼睛。当年33岁的钱木然，看看老婆孩子，决定回到鸿茅酒厂当临时工。但那时突然药品管制强化，广告越打越难，渠道也在收缩，厂子效益急转直下。2005年，钱木然离开鸿茅酒厂，去当地另一家酒厂做工。近两年，他又失业了。“现在做什么呢？没事干。”他摆摆手，咧嘴笑着，旁边的老伙计也跟着呵呵一笑。
时代更替时，个人命运显得难以捉摸，当曾经笃信的事业中断，人也不得不被拉回现实。提到前同事，钱木然说有个老伙伴已经从鸿茅药酒退休了，“人家有退休金哎，我什么都没有。”他望了望四周，拉低声音对我说，“当年好的几个企业，化工厂、岱海渔场、鸿茅都卖掉了。”
由于企业亏损，2004年凉城县化工厂被山西客商收购，2006年岱海渔场也被卖身。当地人告诉我，化工厂现在效益不行，渔场由于水污染和水位下降也一般般。太阳缓缓下落，房屋的影子越拉越长，电焊店旁边的屋子前聚集了看棋局的老人，他们双手背在身后，低着头嘟囔着局势，女人们拎着圆白菜从集市上回来，钱木然转头对我说：“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了，再问就不行啦！”他一拍大腿，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，紧促的眉毛一下子舒展开来。在集市的一头，我见到了钟虎。
凉城岱海广场旁边的大路上，从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多，都有人在集市上摆摊，卖水果的、卖衣服的、卖菜的。钟虎坐在三轮车上，车后是他的全部家当，一车新鲜的西瓜、梨子、丑桔、油桃、山竹、苹果、菠萝等。2001年，钟虎从当地的机械维修厂下岗，才三十五六岁。“我还有老婆孩子，凭什么让我们下岗啊？”说到激动处他涨红了脸，两手哗哗地划着半空，露出几只扭曲发黑的指甲。
他回忆当年去过北京。“往那一站，一看北京人都白皮肤，我们就是二愣子进城，黑不溜秋的，一看就是受苦人。”他称干体力活的为“受苦人”。对面卖菜的小伙子被他的大嗓门吸引过来，听着“咯咯”傻笑，小伙子小时候哑了，但耳朵好使。
后来钟虎开始卖水果，说前几年行情特别好，有一个半月挣了1万多元。当时每天都有外地老板来凉城招工，举个牌子问，工地的、流水线的，拉到呼市或包头去。“一天挣150、250块不成问题，那时候人都有钱啊，受苦人吃个30块一斤的牛肉都吃得起！”
但近两年，工地不要人了。钟虎今年从正月二十一开始摆摊，到现在还亏损，可是他不敢停止进货，一旦不新鲜全都卖不出去。这时有对夫妻带着七八岁的女儿来摊前，女人抓了两小把橘子，一称11元，比三轮车高半个头的女儿拉着妈妈衣角，指了指翠绿的小香瓜。女人拎着袋子说：“你看这么点都11块了，”转身朝向丈夫，“快点啊，掏钱。”
凉城本地不产蔬果，基本从外地运，水果尤其热带水果价格昂贵。在钟虎的摊子上，一个普通大小的菠萝标价13元，北京一般6到8元，油桃一斤也要11元，而北京一般七八元左右。日常水果尚且舍不得消费，更别提当地厂家直销的148元一小瓶的鸿茅药酒了。“太贵了，喝不起。”在平均月收入1500-1600元的凉城县，普通人难以承受，也对药效知之甚少。
鸿茅酒厂创办于1962年，凉城人打小接触，当地人告诉我，凉城最好的企业只有两家，国有控股的岱海发电厂，还有传闻上市的鸿茅药酒。此外，不少人对去年冬天新建的岱海滑雪场抱有期待这几年，鸿茅药酒业绩节节攀升，对地方税收贡献很大。凉城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，2015年鸿茅药酒纳税近6000万元。当地媒体报道，2017年鸿茅药酒零售额突破50亿元，纳税2.7亿元，解决当地500多人就业。
作为当地的纳税大户，鸿茅药酒打个喷嚏，当地经济都可能引发感冒。而酒厂的员工更像是编织了一张大网，收入状况牵动着当地万千商贩的生意。为了打响鸿茅品牌，当地政府不惜改名。2017年5月，凉城县岱海镇划分部分区域设置“鸿茅镇”，作为县城城区，而原来的城区名“岱海镇”成了鸿茅镇往东区域的镇名。
说起广州医生被捕一事，钟虎一下子从脏兮兮的坐垫上站起来，挺起大肚子，“那广州医生搞的什么事？要是倒闭了，这些人怎么办？怎么吃饭！”他右手食指敲打着装雪梨的纸箱，古铜色的面庞微微颤动，眼镜片在路灯下晃着亮光。
但钟虎终究是矛盾的，他一会对当地经济恨铁不成钢，喃喃自语：“照我的说法，这地方是完了，彻底完了。”一会儿又背起双手，盯着我说：“你要找北京的、南方的老板来投资，这样我们有工作了，也就富裕了。”
鸿茅药酒的每一次震荡，都给当地经济造成冲击。鲍洪升成为当家人，开启了二度疯狂营销的年代，鸿茅药酒重启辉煌。但如今，它的前景再次被盖上一层灰色。这里的年轻人很少留下来了。郭石是凉城县人。我在北京见的他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到一家国企做IT工程师。32岁，单身，这不是父母期盼的。郭石的父母是传统的农牧人，住在离鸿毛镇40里的村子里，屋子至今是泥土房，只养了十几只牛羊。
“就算回去，我也不回凉城，可能是呼市吧。”他放下杯子，扑闪着大眼睛淡定地说。秦勇愿意留下来。他是出租车司机。在凉城县城40公里外的卓资山上班，做一家矿业公司的污水处理管理员，半天活干完后再到凉城开出租，除掉一千多元个人开支，每个月能给媳妇上交六千多元。
“每天就是工作、开车、睡觉，我媳妇不上班，还有俩孩子，一个大学一个中学，不挣钱怎么办？”他止不住喃喃自语，“我们这都是为生活所迫，生活所迫你知道吧。”他顶着黑眼圈，语气里透出几许疲惫，眼睛无神地望着前方。这里是鸿毛镇，和鸿茅药酒是两个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