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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纳税大户鸿茅药酒打了个喷嚏 鸿茅镇会怎样?

    我来到鸿毛镇。这是一个大多数人眼中的县城,小乡镇一般的存在。两旁的街道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店招牌,几辆小轿车呼啸而过,偶尔有一辆拉着蒙古羊的围栏小货车“哒哒哒”驶过,小羊眼睛巴巴地贴着栏杆,留下一串拉长的“咩——咩”声。

    探访鸿茅镇的世界
    探访鸿茅镇的世界

    透过门面房间隔的小巷子,会看到一排排泥土房或红砖瓦房,家家带院子,像军队的棉被一样四平八整。再往尽头,便是起伏不定的小山丘,平缓得如同女人的曲线,虽然远望土黄一片,但在四月风的催生下,山坡上已探出了尖尖绿芽。

    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县鸿茅镇,小城不大。用当地人的话说,南北两里路,东西两里路,电动车十几分钟就能穿城。最东边是当地首屈一指的酒店,最西边是鸿茅药酒的生产基地。大门口红色瓷砖上镶着“鸿茅”二字,边上的灰色大楼里有一座两人高的机器在转动,飘出酒糟的刺激味。绕围墙走一圈大概20分钟,可以看到墙外东面17层的宿舍楼,粉着浅红与浅黄的外墙,这在周围6层楼以下的泥土房、红砖瓦房中显得格外亮眼。

    自从跨省抓医生的事情发生后,这些天,这突然出现了一群陌生来客,人们对这个小镇表现出好奇。但周围的小生意主们显得十分淡漠。我进入旁边的一家小餐馆,老板娘李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眼,浅灰卫衣和水洗牛仔裤,搭着尴尬的黑色运动鞋和双肩包。“他们(鸿茅员工)前几天就放假了,你现在找不到人哦。”她笑着对我说,眼角的鱼尾纹也飞舞起来,刹那间迅速收紧面庞,重归严肃。

    我们的聊天吵醒了里屋睡觉的李梅儿子李格,他剃着短寸,精神气足,刚从新疆请假回家。李格坐在板凳上和妈妈笑着说话,偶尔对我板起脸用普通话翻译妈妈的方言。过了一会,一个鼓着大肚腩的街坊大姐过来了,睁着小圆眼睛盯了我三秒钟,转过头来用方言和李梅打趣,李梅拿起西蓝花大小的咸菜梗埋到塑料桶里,迟疑了一会哈哈大笑起来。

    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,就走出门继续闲逛。下午一两点太阳开得正艳,大街上少有人,小店门口也没有叫卖,小城是草原上一只文静的小鸟。到了三四点,背阴面的房屋终于拉升一条长长的影子,热闹起来了。带蓝色解放帽的老头,穿得五颜六色挂着珍珠链的少妇,皱纹纵横的老太太,三三两两坐在门前的阶梯上,干坐着唠嗑。更多时候,他们盯着来来往往的人,挪半圈脑袋目送人一程,再在背后交头接耳。仿佛透明人般走着,我看到了钱木然。

    钱木然坐在一个电焊店门口,店面白墙上抹着铁锈和泥灰,里屋摆着沾满黑色污渍的小零件,一个工人在蹲在地上焊接一个三角形的屋顶架子,不时传来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。钱木然叫人印象深刻,不同于旁边伙计的大老粗模样,他看着斯文而讲究。斑白的头发半指长,灰色夹克里套着浅红条纹的衬衫,黑长裤下蹬一双褐色皮鞋,腰背笔挺,干净清爽,一副书生气。后来伙计告诉我,钱木然在几百米处的十字路口至少有四间门面房,都租出去了。

    钱木然是鸿茅药酒的早期员工。1986年,18岁的他当了一名制酒工人,月工资36元,当时酒厂还是国营小厂,好歹拿了铁饭碗。“效益好的时候,我们一天10个班,一个班烧1吨酒,两天货车就来拉一趟,月工资也涨到了200多块。”钱木然回忆过往笑嘻嘻地说,一边和旁边老伙计努着嘴点头。

    这得益于鸿茅药酒的销售权转让。1995年,鸿茅药酒与内蒙古金火公司签订全国总经销协议,金火老板杜海军在保健品营销界颇有手腕,使出两大营销杀手锏——电视专题片和免费义诊。在人们健康意识初现的年代,一个个保健品神话脱壳而出。据报道,鸿茅药酒的年销售额也一度攀升到10亿元,抢购人群甚至挤破药店柜台。然而,钱木然还没尝到几年甜头,就下岗了。在国企改革大背景下,鸿茅药酒的股权结构再次调整,2001年被上市公司金宇集团以77.1%股份入主。

    “当时总共200多人就裁了一半,给了2万块补偿。一句话不说就让你走。”旁边的电焊溅起细落的火花和黑渣滓,风吹起一片带焦味的尘土,他一手护着脸,垂丧着眼睛。当年33岁的钱木然,看看老婆孩子,决定回到鸿茅酒厂当临时工。但那时突然药品管制强化,广告越打越难,渠道也在收缩,厂子效益急转直下。2005年,钱木然离开鸿茅酒厂,去当地另一家酒厂做工。近两年,他又失业了。“现在做什么呢?没事干。”他摆摆手,咧嘴笑着,旁边的老伙计也跟着呵呵一笑。

    时代更替时,个人命运显得难以捉摸,当曾经笃信的事业中断,人也不得不被拉回现实。提到前同事,钱木然说有个老伙伴已经从鸿茅药酒退休了,“人家有退休金哎,我什么都没有。”他望了望四周,拉低声音对我说,“当年好的几个企业,化工厂、岱海渔场、鸿茅都卖掉了。”

    由于企业亏损,2004年凉城县化工厂被山西客商收购,2006年岱海渔场也被卖身。当地人告诉我,化工厂现在效益不行,渔场由于水污染和水位下降也一般般。太阳缓缓下落,房屋的影子越拉越长,电焊店旁边的屋子前聚集了看棋局的老人,他们双手背在身后,低着头嘟囔着局势,女人们拎着圆白菜从集市上回来,钱木然转头对我说:“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了,再问就不行啦!”他一拍大腿,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,紧促的眉毛一下子舒展开来。在集市的一头,我见到了钟虎。

    凉城岱海广场旁边的大路上,从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多,都有人在集市上摆摊,卖水果的、卖衣服的、卖菜的。钟虎坐在三轮车上,车后是他的全部家当,一车新鲜的西瓜、梨子、丑桔、油桃、山竹、苹果、菠萝等。2001年,钟虎从当地的机械维修厂下岗,才三十五六岁。“我还有老婆孩子,凭什么让我们下岗啊?”说到激动处他涨红了脸,两手哗哗地划着半空,露出几只扭曲发黑的指甲。

    他回忆当年去过北京。“往那一站,一看北京人都白皮肤,我们就是二愣子进城,黑不溜秋的,一看就是受苦人。”他称干体力活的为“受苦人”。对面卖菜的小伙子被他的大嗓门吸引过来,听着“咯咯”傻笑,小伙子小时候哑了,但耳朵好使。

    后来钟虎开始卖水果,说前几年行情特别好,有一个半月挣了1万多元。当时每天都有外地老板来凉城招工,举个牌子问,工地的、流水线的,拉到呼市或包头去。“一天挣150、250块不成问题,那时候人都有钱啊,受苦人吃个30块一斤的牛肉都吃得起!”

    但近两年,工地不要人了。钟虎今年从正月二十一开始摆摊,到现在还亏损,可是他不敢停止进货,一旦不新鲜全都卖不出去。这时有对夫妻带着七八岁的女儿来摊前,女人抓了两小把橘子,一称11元,比三轮车高半个头的女儿拉着妈妈衣角,指了指翠绿的小香瓜。女人拎着袋子说:“你看这么点都11块了,”转身朝向丈夫,“快点啊,掏钱。”

    凉城本地不产蔬果,基本从外地运,水果尤其热带水果价格昂贵。在钟虎的摊子上,一个普通大小的菠萝标价13元,北京一般6到8元,油桃一斤也要11元,而北京一般七八元左右。日常水果尚且舍不得消费,更别提当地厂家直销的148元一小瓶的鸿茅药酒了。“太贵了,喝不起。”在平均月收入1500-1600元的凉城县,普通人难以承受,也对药效知之甚少。

    鸿茅酒厂创办于1962年,凉城人打小接触,当地人告诉我,凉城最好的企业只有两家,国有控股的岱海发电厂,还有传闻上市的鸿茅药酒。此外,不少人对去年冬天新建的岱海滑雪场抱有期待这几年,鸿茅药酒业绩节节攀升,对地方税收贡献很大。凉城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,2015年鸿茅药酒纳税近6000万元。当地媒体报道,2017年鸿茅药酒零售额突破50亿元,纳税2.7亿元,解决当地500多人就业。

    作为当地的纳税大户,鸿茅药酒打个喷嚏,当地经济都可能引发感冒。而酒厂的员工更像是编织了一张大网,收入状况牵动着当地万千商贩的生意。为了打响鸿茅品牌,当地政府不惜改名。2017年5月,凉城县岱海镇划分部分区域设置“鸿茅镇”,作为县城城区,而原来的城区名“岱海镇”成了鸿茅镇往东区域的镇名。

    说起广州医生被捕一事,钟虎一下子从脏兮兮的坐垫上站起来,挺起大肚子,“那广州医生搞的什么事?要是倒闭了,这些人怎么办?怎么吃饭!”他右手食指敲打着装雪梨的纸箱,古铜色的面庞微微颤动,眼镜片在路灯下晃着亮光。

    但钟虎终究是矛盾的,他一会对当地经济恨铁不成钢,喃喃自语:“照我的说法,这地方是完了,彻底完了。”一会儿又背起双手,盯着我说:“你要找北京的、南方的老板来投资,这样我们有工作了,也就富裕了。”

    鸿茅药酒的每一次震荡,都给当地经济造成冲击。鲍洪升成为当家人,开启了二度疯狂营销的年代,鸿茅药酒重启辉煌。但如今,它的前景再次被盖上一层灰色。这里的年轻人很少留下来了。郭石是凉城县人。我在北京见的他。大学毕业后,他到一家国企做IT工程师。32岁,单身,这不是父母期盼的。郭石的父母是传统的农牧人,住在离鸿毛镇40里的村子里,屋子至今是泥土房,只养了十几只牛羊。

    “就算回去,我也不回凉城,可能是呼市吧。”他放下杯子,扑闪着大眼睛淡定地说。秦勇愿意留下来。他是出租车司机。在凉城县城40公里外的卓资山上班,做一家矿业公司的污水处理管理员,半天活干完后再到凉城开出租,除掉一千多元个人开支,每个月能给媳妇上交六千多元。

    “每天就是工作、开车、睡觉,我媳妇不上班,还有俩孩子,一个大学一个中学,不挣钱怎么办?”他止不住喃喃自语,“我们这都是为生活所迫,生活所迫你知道吧。”他顶着黑眼圈,语气里透出几许疲惫,眼睛无神地望着前方。这里是鸿毛镇,和鸿茅药酒是两个世界。